在广播剧《云岭记忆》的片头，有一段珍贵的录音，是新四军第一批女兵、皖南事变亲历者毛维青生前追忆的从军生涯。跟随着她饱含深情的讲述，听众们仿佛走进了那个炮火连天、烽烟弥漫的红色革命年代。

云岭，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是新四军在1938年8月至1941年1月期间的军部所在地。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四军在这里组织领导众多支队挺进敌后，点燃抗日烽火，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苏南、苏中、皖中、皖东等众多游击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新四军军部移驻云岭

从泾县境内的103省道转上062县道，绕过蜿蜒的山路、荷塘，一片灰石砖路出现在眼前。而路的尽头，是一座座青瓦白墙的徽派古建筑群——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保护和管理的旧址有新四军军部司令部、政治部、中共中央东南局、大会堂、修械所、战地服务团、教导总队、叶挺桥和新四军无名烈士墓等10处，均以原物原貌为主要特点，真实再现新四军在泾县云岭期间战斗和生活的场景。”纪念馆讲解员汤云霞向记者介绍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0月宣布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后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同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成立。

安徽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1938年4月初，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岩寺，完成整编任务，共1.03万余人。当月，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岩寺挺进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之后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取得新四军苏南首战告捷，毙伤日军土井少佐以下30余人，击毁汽车4辆。陈毅得知捷报，当即作诗：“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同年5月5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岩寺，先后进驻太平县（今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麻村、南陵县土塘。5月中旬，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陈毅、傅秋涛率领下，继先遣支队进入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后，挺进苏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8月2日，新四军军部移驻泾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1938年11月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也同驻云岭。自此，云岭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

向敌后挺进展开斗争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大会堂旧址，萦绕着一遍又一遍的《新四军军歌》，荡气回肠。

汤云霞告诉记者，这首军歌是陈毅作的歌词初稿，新四军军部集体修改定稿，何士德谱曲，经军部文化队歌咏队试唱后正式诞生。

这首雄壮激昂的《新四军军歌》，咏现了这支铁军征战沙场、一往无前的英勇战绩，也伴随这支铁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1938年8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一部与副司令员粟裕会合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宣城县（今宣城市宣州区）狸头桥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与第一支队配合作战，取得了一连串辉煌胜利。

为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新四军第三支队于1938年7月，由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进入皖南前线南陵青弋江地区对敌作战，1938年11月奉命转至铜陵、繁昌间的沿江地区，接受更为艰巨的阵地防务，仅1939年就对日军作战200多次，取得五次保卫皖南门户繁昌城的重大胜利。

1938年3月，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抗日，5月12日蒋家河口首战告捷，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序幕。挺进皖东后，粉碎日军2000余人的“大扫荡”，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县东汤池成立。7月，江北新四军进行整编，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编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三打来安城，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4月和10月，日军向新四军军部前哨阵地父子岭、何家湾、汀潭村进行空前规模的两次“大扫荡”，军部指挥驻地新四军指战员与敌展开猛烈血战，4月反扫荡毙伤日伪军7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10月反扫荡中，叶挺亲自指挥，乘胜追击，收复泾县城，毙敌3000余人……

军部进驻云岭期间，是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四军点燃了抗日烽火，成为活跃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一支强大抗日武装力量。

在创造辉煌战绩的同时，也孕育、锻造了新四军精神——“跟党举旗的坚定信念、英勇果敢的钢铁意志、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众志成城的赤诚团结、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步调一致的自觉纪律”，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一代代共产党人广为传承和弘扬。

基本实现发展华中战略

在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9月至11月，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确定敌后抗战的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在全军政工等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在纪念馆展出的一张老照片中，周恩来站在军部大会堂的高台上给排以上干部作报告。台下座无虚席，许多将士坐不下，就拥簇在立柱旁，认真聆听，斗志昂扬。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华中的战略地位。1939年4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

同年12月初，刘少奇到达皖东敌后，领导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苏、皖、豫、鄂地区党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和华中敌后形势及斗争特点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并领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地方党的组织，在皖东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在反扫荡、反摩擦斗争中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在皖南的三年，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苏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鄂中等游击根据地，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1940年10月，陈毅率部北渡长江，进入苏北，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完成了向北发展，建立巩固的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至此，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基本实现。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此后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重新建立，下辖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在代军长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至1945年9月发展到30余万人，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等率领下突进葛牌镇，随后成立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

“夜已静，星儿近，红军进了葛牌镇”

沿着沪陕高速一路走来，从蓝田县葛牌出口驶出不远，过小桥流水，步蜿蜒村道，迎面便能看到一座刻着“葛牌古镇”的牌楼，向往来的人们昭示着葛牌镇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1934年冬，年味渐浓，葛牌镇街上来了几个年纪约十八九岁、边敲边唱的卖唱姑娘。原来，她们是红二十五军的女侦察员，化装到此是为了侦察地形和敌情。摸清了镇上的地形地貌和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后，几人迅速离开。

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突进葛牌镇，仅半个小时战斗结束，红军就此扎营进行休整。秦岭深山的冬天，雪花飞舞，寒风凛冽，年轻的红军战士大多身着单衣、脚穿草鞋，但为了不打扰群众，没有一人要求进当地群众家里取暖，而是在街后空地或者老百姓的房檐下铺草宿营。第二天群众知道此事，编成歌谣称赞红军：“夜已静，星儿近，红军进了葛牌镇。打开背包就地睡，不声不响不扰民。”

“红二十五军尽管不是长征主力部队，但却是长征途中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队伍。”蓝田县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馆长耿宏刚表示，红二十五军是长征队伍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出征时，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3岁。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以尚显稚嫩的肩膀，毅然撑起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大旗。

“红军爱咱老百姓，百姓爱咱苏维埃”

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期间，成立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老百姓奔走相告，庆祝穷人有了自己的政府。据史料记载，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属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五星县（商、山、蓝、镇、柞）的一个区级政权组织，管辖的地区包括现在蓝田县的葛牌、草坪、玉川、蓝桥、红门寺等8个乡级政权组织。全区面积有765.3平方公里，294个自然村，5万余人。

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天，就提出“五抗”口号，组织贫苦群众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随后，又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布告一经发布，激起千层浪。

红二十五军宣传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解决贫苦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打击垄断市场、哄抬物价的葛牌镇“逢元和”商号，对其他中小工商业户给予保护，支持其发展，从而稳定了葛牌镇的集市贸易，促进了商品流通；镇压了长期欺压群众的联保主任鲍学义、草坪乡勇山沟劣绅周文郁、瓦屋庄劣绅贾奎、葛牌镇民团团长郑效仁的帮凶王吉安等人；没收了“逢元和”商号粮食两万斤，没收梨园沟、金坪、铁索桥、七里店、瓦屋庄等地财主、大户的粮食、棉衣钱物等,分配给贫苦群众。这些举措，改善了群众生活，繁荣了当地市场，稳定了商业秩序，得到贫苦群众的衷心拥护。

“打土豪，斗老财，穷人个个笑开怀；红军爱咱老百姓，百姓爱咱苏维埃。”当地民众创作的反映当时伟大斗争的红色歌谣，至今流传……

“要跟红军走，要随苏维埃”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战略转移。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停止了工作。

从1935年2月至7月，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成为这支英雄部队长征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被迫防御到主动出击、由迂回行进到发展壮大，翻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中闪光的一页。葛牌镇红色政权的创建，无论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还是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葛牌镇红色政权的积极影响和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播下的红色种子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生根、长叶、开花、结果。“要跟红军走，要随苏维埃。”当时传唱的歌谣，充满了群众对红军的爱和不舍。

“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是在原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上仿原结构修建的纪念馆。”耿宏刚说，1997年，蓝田县委、县政府在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原址上修建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并保存了原有的仿古四合院式建筑。纪念馆占地800平方米，展出资料照片400余幅。

铜火盆、松油灯、红军鞋，战士们作战用的大刀、步枪……纪念馆内的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张张历史照片，向人们诉说着腥风血雨、壮怀激烈的战争年代中的故事。在这里，人们仿佛能嗅到战场的硝烟、听到冲锋的呐喊。

烽火岁月虽已渐行渐远，而葛牌镇大量的革命遗址、遗迹，让这片红色土地在和平年代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冀热察挺进军的成立，就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直接动摇日伪在华北、伪满地区的统治。

授命司令员怀揣地图奔平西

1938年11月25日，雪后的延安如往昔一样，但对萧克来说，却迎来不平常的一天。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克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

1939年1月，正值北国隆冬。萧克向毛泽东要了一份比例为二十万比一的热河地图，向李富春要了些干部，便向晋察冀军区驻地进发了。后来在挺进平西途中，他写下《北渡拒马河》，以表达激动的心情。

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的野三坡正式成立。

挺进军成立后，首先将分散在这一带的各抗日武装进行统一整编，壮大抗日队伍。接着，萧克又整顿了挺进军下辖部队。

当时冀热察平西、平北、冀东三块根据地被日伪分割，互不相连。萧克谋划将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协同作战。他反复研究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精神，认真研读《论持久战》《孙子兵法》《战争论》等著作，逐渐勾勒出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概念，即“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方针。

“三位一体”战略方针的提出，从政治思想上、军事战略上统一了冀热察地区广大军民的思想，明确了创建冀热察大块革命根据地、坚持“敌后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向。

用步枪击落猖狂敌机

挺进军在战斗中不断得到发展，根据地也成为日军的眼中钉，促使日军作出了战略调整。日军提出，“‘扫荡’的重心点须指向共产党系最为重要。”

挺进军和根据地民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伪军凶暴残酷的“扫荡”。

1939年10月，敌伪企图奔袭斋堂。挺进军十团在永定河青白口一线袭击进犯之敌。

一天，十团八连指战员在青白口河边击毙了十多个日本兵。敌人几次试图抢回河滩上的尸体，均遭到八连火力阻击。敌人派来大股部队增援。八连迅速撤到靠近永定河边的山林中，与敌人隔河相持。

双方僵持着，眼看太阳快落山了，忽然，从远处传来了“嗡嗡”声，敌人飞机来增援了！

不一会儿，敌机飞到了八连阵地上空，由于山高林密，不易发现目标，敌机扔下炸弹就拉升起来，飞向塔岭沟南的方向。

当敌机在山谷中低飞时，正遇上被派往前线送饭的徐存洋等人。

“难道就让敌机如此猖狂？”徐存洋让同伴隐蔽好，自己端起一支苏制的水连珠步枪，向敌人射去，敌机立即转向，俯冲下来，一梭子机关炮打得地上的石头直冒火星。

徐存洋趁敌机拉升的空当，端枪再射，只见敌机左右乱摆，急剧下降，一猛子扎在塔岭沟中。

附近群众纷纷前来观看，无不拍手称快。这时徐存洋又动上了脑筋，找个钢锯将飞机上完好的双管机枪拆下来，从当中锯开，改装成两挺机枪。

挺进军用步枪打下敌人的飞机不止这一次。

1940年2月至3月间敌人再次进行“扫荡”。在西北面，遭遇挺进军伏击被包围的敌人，又动用了飞机助战。挺进军事先组织好的对空射击组的几十支枪对准敌机猛射，只见一架敌机屁股冒烟，歪歪斜斜地坠落下来。另外几架敌机狼狈逃走。

短兵相接虎口脱险

敌人对捕捉冀热察党政军领导机关位置的侦察一天也没有停过。

1940年1月30日，日军侦察机在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马栏村上空盘旋，侦察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山村。

2月1日，日军12架轰炸机低飞进入马栏村上空，向司令部所在的小院俯冲投弹。警卫员焦急地拉起萧克往防空洞里钻。萧克等人刚进入防空洞，敌人的一枚炸弹就炸响了，萧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一半。萧克非常沉着，蔑视地说：“这是来看望我萧克的呀！”像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对于萧克来说不止一两次。

半年后，日军再次对平西进行大“扫荡”。挺进军司令部及地委机关200余人在撤退的当晚和日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才突破敌人包围。随后，他们又在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山庄差点与敌人相遇。当时，警卫部队发现了正沿拒马河奔袭而来的敌人，立马交火。

激烈的枪声越来越近。200多人的队伍必须马上翻过对面高山才能突围。不少干部心里都很紧张。萧克率先走在前头，神态自若，步履稳健，好像身后根本没有日军追兵似的。他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其他同志，队伍迅速有序地向山顶攀登。爬到半山腰时，日军的机枪从山脚下向上疯狂扫射，挺进军部分人员负伤。然而队伍很快到达了山顶密林处，日军的机枪鞭长莫及，他们的第二次包围又落了空。

在日军“扫荡”中期，领导机关一行转移到了房涞涿地区。一天上午约10时，日军突然追了上来，并用山炮封住出口，200多名平西领导机关人员一时被阻在山沟里。萧克镇定指挥，要求将大家分成3个组突围。在警卫部队的拼死掩护下，3个组全部冲出了日军的包围。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同比自己多几倍的日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几乎牺牲了半个排的战士。

连续3次合围都未得逞，在外线又遭八路军主力部队多次重击，日军恼羞成怒，更加疯狂地寻找着平西军政领导机关的行踪。

一天，地委机关随挺进军司令部在躲避敌人追击的过程中夜宿冷水泉。这是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庄。萧克等人住在一间西厢房。

拂晓时分，宁静的小山庄突然响起轰鸣声，日军飞机前来轰炸。几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传来——敌机投掷炸弹了！其中一颗就落在西厢房前，震得门窗哗哗直颤。萧克等人走出厢房，看到门前根深叶茂的大槐树已经被炸焦，正是它那苍劲的枝干挡住了四射的弹片，才使在场的人们幸免于难。房东老大爷气喘吁吁地跑来，惊恐的目光落在安然无恙的萧克身上，半天才吐出一句话：“真是老天爷保佑呀！”

时隔5天，从北平传来荒唐可笑的消息：日伪《世界日报》头版用大号黑体字赫然登着“萧克毙命”4个大字。

与此同时，另一条消息却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不胫而走：日伪军的这次大“扫荡”终以失败告终！

《树叶训令》里看出军爱民

1942年春，作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签发了一道独特的命令——《树叶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为何会有这样一道训令呢？

这一年，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沿着长城沿线制造千里无人区。

祸不单行，边区又赶上罕见的大旱灾，庄稼枯萎，收成无几，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乡亲们只得撸树叶果腹、充饥，部队的粮食同样不够，战士们也出去采树叶，掺上喂马的黑豆、麦麸充饥。即便如此，战士们一天也只能吃两顿饭，每顿饭只有3个二三两重的“树叶饼”。

但是，很快树叶不够了，于是就有了《树叶训令》。

训令发布后，边区部队严格执行。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命令部队，“挖野菜，要让乡亲们先挖。撸树叶，要到离村子15里外的地方，到山里去撸，近处的留给老乡。”

一天，7团2营接到供给部门通知，最近无粮供应，须等3天后才能来粮。为了让爬高山、放哨的战士吃饱，其余战士只能每天喝点稀米汤维持。为减少体力消耗，战士们一律躺在炕上。大家面对面觉得可笑，不时发出笑声，但这样也耗费体力，于是全都改为闭目养神躺着。就这样，大家熬过了3天。

部队要打仗，饿着肚子怎么行呢？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边区居民开展了生产自救，战士在支援群众生产外，还要自己开荒种地。此外，减租减息、统筹统支、精简节约、减少脱产人员、减轻抗战勤务、整顿乡村财务、调剂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对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和支援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罐黑豆中体会民拥军

军爱民，民拥军。看到部队即使饿肚子也不与民争粮，老百姓都很感动，更加全力地支援前线。紫石口村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把仅存的一罐黑豆送给部队。她说：“收下吧，我都是快入土的人了，活着也不能打鬼子，你们还年轻，不吃粮食怎么打仗啊！”

在艰苦条件下，平西根据地从未间断向军区输送粮食等物资。

为了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建起了合作社。社员和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将山区土产外销，将急需品运送进根据地。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他们把银元放在挖空的旧房料中，把染料放在自行车内胎里，将西药、针头等军用品放在自行车车座下的竖梁中运送。

李合是房良二区合作社采购员。1942年5月，他悄悄到下寺村驮盐，返回过程中遇日伪特务设伏，身中3弹牺牲，时年35岁。

不久后，李合联系的两名外线商人也被捕。日伪军软硬兼施，用尽毒刑，想从这两人口中弄清共产党地下组织，企图一网打尽。但二人宁死不屈，其中一人在日伪军刺刀和狼狗撕咬之下壮烈就义。

运输物品的北渠道无法继续使用，敌人又加强了对南渠道的管控，白日设流动哨兵，夜间暗下地枪（将枪固定好，用细绳连接扳机，另一端拴在附近树上。绳一旦被碰到，便触动扳机）。合作社和那些与根据地秘密通商的商人，在当地爱国群众的支持和指引下，夜间秘密行动。由王家碾用驴驮或人背，下河蹚十来里路的水到满金峪再上岸，安全通过设有地枪的路段，终于将物资成功运送进了根据地。

根据地的老百姓还救护了不少战士。

抗战期间，斋堂的男人差不多都参加了挺进军，妇女便顶起“整片天”，务农、支前、照顾伤员。

刘文喜和其他几个妇女经常挎着小篮，挨家挨户讨粮食，给伤病员吃。这个大婶给抓一把米，那个大妈给抓一把豆，有时候还能给个鸡蛋。

当时，一位19岁的小战士胳膊负伤，挺严重。刘文喜心疼他年纪小，煮了一个鸡蛋给他。小战士捧着鸡蛋哭了，刘文喜她们也哭了。“战士们为了什么？还不都是为了给我们打鬼子！”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平西、平北、冀东终于连成一片，建成了拥有320万人的抗日根据地，不但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对日伪华北政治、军事中心北平形成了包围之势，也把北平与山海关分割开来，还威胁了日伪统治的天津、张家口、承德等重要城市。

因被敌人发现后遭多次轰炸，挺进军司令部于1940年2月迁至塔河村。1995年，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在马栏村的旧址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7月，马栏村党支部将此处建成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同年，陈列馆被公布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推开陈列馆大门，萧克当年在挺进平西路上所作的那首诗映入眼帘：“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程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

如今，回头对照历史，诗中所述是如此贴切。（侯莎莎  历史资料：《北京红色先驱》《平西抗日根据地历史》《北平抗战的红色脊梁》《门头沟革命史》、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联合出品：北京日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办）

南昌城头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组织领导了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但很快迎来了腥风血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4月13日，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并组织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军警突然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15日，上海工人又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此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人。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疯狂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27年4月6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他在《狱中自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他从容就义，表现出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后，受尽酷刑，以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刑场上，刽子手喝令其跪下，他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

被捕前任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他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众志成城反“围剿”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胜利会师，中国革命掀开新的一页。“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从此点燃。

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战斗中，红军总部侦察得知，国民党第一纵队司令张辉瓒率部正大步向龙冈推进，红军诱敌深入，设下埋伏。当张辉瓒意识到已被红军重兵包围时，为时已晚。眼见大势已去，张辉瓒急忙找来一件士兵上衣，丢下师部人员和卫兵，由轿夫抬着朝一座小山逃去，却未能如愿。

此次战斗，红军歼敌1万多人。张辉瓒被活捉。

随后，毛泽东、朱德又挥师向东，在宁都县东韶附近歼敌3千多。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著诗《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一次反“围剿”是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但毕竟敌强我弱。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不能不考虑中央苏区的前途和中央红军的命运……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遵义城头的霞光

1934年12月1日，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在突破第四道湘江封锁线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牺牲极大。

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敌军正在疯狂地抢夺渡口。这一天，战争空前激烈。国民党军发起全线进攻，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红军将士与之展开肉搏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又顶了上去，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了更多时间。后面的部队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向江中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队伍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赤水河”，牺牲者的尸体和遗物漂浮在江面。此战之残酷，惨不忍睹。多少年后，那里流传着一首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之战共9天，红军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党史、军史、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在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官邸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用了三个“主义”总结概括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毛泽东的论述层层剖析、准确深刻，击中问题要害。

毛泽东讲毕，坐着担架来的王稼祥，从周恩来为他准备的躺椅上站立起来，他的发言更直截了当：完全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的发言，红军应该由富有实践经验的毛泽东来指挥。

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他一向支持毛泽东，他此时的发言是极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七大的历史贡献

1945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延安召开。

在杨家岭那条沟口的平滩上，专为召开七大所建造的中央大礼堂已经竣工。1945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大厅内，主席台上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主席台上方顶端的红底白字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两边墙上的V字形木座上插着24面鲜艳的红旗，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毛泽东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4月24日，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新的工作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5月14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新党章，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6月9日，选举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早在几天前就提议要把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几位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这天他一直坐在会场上等待，王明、博古、李立三的选票过了半数他才离去。大会的第11天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特意要求发言，提议王稼祥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

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中华民族走到了历史转折点。280万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同36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面对蒋介石军队洪水猛兽般的进攻，毛泽东坚定无畏。在大规模内战的熊熊战火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一次担当起了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告诉人民：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延安，毛泽东把这番话讲给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听。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守住某一地方为主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胜利的消息一个又一个传来。人民解放军终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了！

1948年3月23日，天气晴朗，春色宜人。在吴堡县川口村元子塔渡口，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登上了东渡黄河的木船至山西临县，到达晋绥解放区。

两个月后的5月26日，毛泽东到达新的统帅部——西柏坡。西柏坡实际上只是几个农家小院。然而，这里却构成了连接全国各战区的神经中枢。毛泽东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坐着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毛泽东就是在这小小的农家小院里进行“庙算”。在这里，无线电通信被充分利用了。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之间关于作战电报的往来从没有间断过。他那博大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指挥才能，通过无线电波覆盖着中华大地。

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又发起了平津战役。解放军攻克天津后，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向叶剑英表示，希望能够拜见毛主席。他的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同意。1949年2月23日，傅作义一行飞抵石家庄，当日乘车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在同傅作义握手时，愉快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啊。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谈到绥远，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的起义。

听到这里，傅作义心中涌起一阵阵感激之情。绥远是傅作义的起家之地，一直牵动着他的心，毛泽东说要等待他们起义，这就给绥远的部队留下了最好的出路。而且，毛泽东还让被俘人员也回到绥远去，这就意味着让他们去绥远参加起义，以后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

谈到傅作义个人今后前途时，毛泽东问傅作义将来愿意做什么工作。傅作义说：以后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能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你去当水利部长吧。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毛泽东的会见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与不快，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庄严而坚定地宣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7月5日，郑福来老人在北京卢沟桥为游客讲述抗战历史。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头顶遮阳帽，漫步卢沟桥，触摸石狮子，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90岁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时代楷模”荣誉获得者郑福来老人，为了让后人铭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仍坚持在炎炎夏日中，向来往的游客介绍他眼中的抗战故事。

84年前，“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我土生土长在卢沟桥，一辈子就生活在这儿。‘七七事变’的时候我6岁，那时惨烈的景象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郑福来站在桥中央远眺着宛平城门回忆道，那个晚上，他在密集的枪炮声中惊醒。“我家就住在卢沟桥西，离那儿不足50米。那天晚上，震耳欲聋的炮弹声差不多响了一宿。头一天还跟我一起玩儿的小伙伴，当晚就被落在家门前的炮弹给炸死了！”

7月5日，郑福来老人走在北京卢沟桥上。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说着过去的经历，老人声音有些哽咽。“当时驻守在卢沟桥附近宛平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那晚过后，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郑福来说，就在自己平时常去玩耍的一小片松树林里，摆放了很多战士的遗体。尽管那时候他还小，但不屈的抗战精神早已深深烙在他的脑海里。“吴家的二叔、任大嘴，还有很多其他乡亲被侵略者残忍杀害了，卢沟桥和宛平城门上的弹痕就是见证。”

受到抗日战士们英勇气概的强烈感染，郑福来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他18岁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还以卢沟桥镇政府民政委员的身份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从此，他的全部青春完全凝结在首都的建设中。1952年当选为卢沟桥镇第一任镇长，同年接待美国记者爱泼斯坦，1959年带着群众为首都十大建筑供应砂石料……在很多重大历史的进程中，都有他的身影。

7月5日在北京拍摄的郑福来老人。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在基层岗位退休后，郑福来并没有闲下来。作为卢沟桥抗战的“活历史”，他成为一名抗战史的“义务讲解员”，为来往游客介绍着桥上的碑文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因年事已高，郑福来需要扶着栏杆站立讲解，但他不惧风吹日晒，每每讲到动情处，往往情不自禁用力拍打栏杆，只为让更多人知晓那段历史。“曾经遇到过一些日本游客不认同我的讲解，但卢沟桥这座桥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这是谁也无法抹去的历史证据，足以反驳那些不认同这段历史的人。”

84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幸福、社会安定，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郑福来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是卢沟桥人，不能让过去国家的屈辱史被遗忘，历史就是我们的根，我们要做有根有魂的中国人。党经过百年奋斗历程，带领人民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到今天的盛世，作为老党员，希望年轻人将伟大的抗战精神继承下去，奋进新征程。”

卢沟桥上，从甘肃来京旅游的王鹏带着孩子听完郑福来老人的讲述后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卢沟桥事变。这个暑假，我特意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亲眼看看这座桥。”王鹏说，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为了民族独立和老百姓的安宁，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美好生活，更应该珍惜，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建设好国家。”看着卢沟桥畔的晓月湖和宛平湖，有着69年党龄的郑福来眼神坚定。他说：“只要我走得动、说得动，就会一直说下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将一直奋斗下去。”

这不是一组简单枯燥的数字，这是重庆为三峡工程按期蓄水、通航、发电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重点在重庆，重庆承担着85%以上的三峡移民任务。自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启动到全面完成移民搬迁安置任务，重庆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0万余人。

挥一挥手，作别故园的千重稻菽；鞠一鞠躬，叩别黄土下的祖辈魂灵。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中，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库区移民深明大义、移民干部舍己为公、全国人民倾情支援，重庆举全市之力，上下一心，以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合力破解了百万移民这道“世界级”难题。

110万余名重庆移民舍小家为国家，为三峡工程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

6月的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黑儿梁，满目苍翠。海拔400米以上种的是麻竹，400米以下是漫山遍野的柠檬。

58岁的冉振爱正在林间查看柠檬长势。从1995年起，他在每一届村（社区）换届选举中，都高票当选村主任，今年5月又承担起了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的重任。这代表了村民对他这个“领头雁”的信任。

“黑儿梁，乱石岗，坡坡坎坎草不长。”1993年，三峡百万移民工程正式实施，长江边的五溪村属于移民搬迁范围。因为山上土地贫瘠，后靠安置的移民心里有顾虑。冉振爱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搬迁，从水土丰沃的长江边搬到乱石林立的黑儿梁。他开辟荒山建果园，带领村民发展柠檬等林果经济，硬是把昔日的荒山坡变成了现在的“花果村”。

中国人讲究“故土难离”，但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三峡，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百万三峡儿女抛家舍业、别乡离土，不讲价钱，不言回报。

后靠移民离开肥沃的土地，把新家建在瘠薄的山梁台地上；外迁移民带着家乡的泥土、黄桷树，远赴十几个省市，把根扎在他乡的土地上。

在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三楼展厅，一面记录外迁移民场景的照片墙上，一张手捧黄桷树苗的中年男子与亲人泪别的照片，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男子名叫徐继波。2000年8月，150户639名云阳县农村移民外迁上海崇明落户。徐继波兄妹八人都是移民，只有他是外迁移民。临别前，父亲满眼含泪，递给他一株家乡的黄桷树苗，希望他能把三峡的根深深地扎在上海的土地上。到上海后，徐继波勤恳做事、踏实做人，他种过地、卖过菜，当过机械工人，如今是崇明环卫工人，今年就要退休。

……

这些点点滴滴的凡人凡事，铸就了三峡移民这个平凡而英雄的群体。2002年，中央电视台首次评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将特别大奖授予了三峡百万移民。

广大移民干部舍己奉公，无私奉献，不少人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正在北京举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上，有两枚写着“有事找共产党员”的工作标牌，感动了无数观展者。

这两枚标牌来自重庆，是忠县乌杨镇移民干部在护送移民外迁途中实际佩戴过的胸牌。

在波澜壮阔的百万移民历史洪流中，广大移民干部想移民之所想，急移民之所急，解移民之所难，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的庄重承诺。

有的移民干部，是在用生命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

2001年8月，巫山县移民干部冯春阳在步行赶往偏远的青云村做移民工作途中，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卷走，以身殉职。这一天，离他正式退休只差4天；

2001年1月20日下午，正在移民现场办公的涪陵区百胜镇副镇长况守川，看到一面正在拆除的移民房屋土墙即将倒塌，墙体下站着一对母子。千钧一发之际，他冲上去撞开了这对母子，献出自己33岁的年轻生命；

“请把我的坟墓面向长江，埋在175米水位线上……”这是云阳县高阳镇牌楼村原党支部书记叶福彩的临终遗言。在得知自己身患晚期胃癌以后，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深入地投入到移民工作中。临终前，他唯一的请求是希望妻子把自己安葬在三峡水库175米水位线上……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广大移民干部大胆实践，走出开发式移民的创新之路。

1992年，奉节县安坪乡被确定为首批三峡移民迁建试点乡，乡党委书记冉绍之拖着两条病腿挨家挨户地给村民做工作，10天就磨破一双鞋。他还带领村民开山修路，改土造田，成功创造“门前一条江、江边一条路、路边一排房、房后一片园”的就地后靠安置模式，探索出一条三峡库区多元化发展的路子，为农村移民后靠安置树立了样板。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冉绍之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三峡移民安置的实践探索者”。2019年9月25日，冉绍之入选“最美奋斗者”名单。

各地对口支援三峡重庆库区资金超1500亿元，合作项目1858个

2020年11月26日，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经贸洽谈会上，重庆库区区县签约24个项目，签约金额303.3亿元。这批落户重庆库区的项目，涵盖农特产品、康养旅游、新能源、新材料、电子商务等生态特色产业，将有力助推库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世纪工程，三峡百万移民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召——自此，全国26个国家部委、23个省（区、市）、重庆主城7个区与三峡重庆库区结下浓厚情谊，协作一心，为破解百万移民世界级难题增添了强大力量。

对口支援省市通过资金帮扶、项目建设、技术交流、市场拓展、劳务合作、人员培训、干部交流等多种途径，全力支援重庆库区移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截至今年5月，全国对口支援三峡重庆库区累计引入资金超过1500亿元、合作项目1858个。

在重庆库区所有区县，都有以对口支援地命名的道路、桥梁，一条条“辽宁大道”“山东路”“河北步行街”见证着库区人民与对口支援省市的深情厚谊。

在对口支援省市的倾情援助下，库区公共服务功能大幅提升。位于涪陵区顺江大道的浙涪友谊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004年由浙江省捐建。17年来，在浙江省的倾情帮助下，浙涪友谊学校占地面积由原来的4.3亩扩至50亩，办学规模由过去的1215人增加到3452人，办学质量进入涪陵区前列。

对口支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它为三峡重庆库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并成为推动库区产业大调整的经济“引擎”。

产业空虚曾是困扰库区发展、移民安稳致富的难题。自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以来，浙江华峰集团、建峰集团、伟星集团、杭州娃哈哈集团、广东雷士照明、山东如意集团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到三峡库区投资兴业，有效助推了库区产业转型升级。

2010年，响应对口支援号召，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在涪陵区投资建设了重庆华峰新材料产业园，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己二酸生产企业和全球单体最大的氨纶生产基地。2020年底，华峰集团投资60亿元建设的尼龙66一体化项目再次落户涪陵。

在全国人民的倾情支援下，重庆库区以移民迁建为契机，充分利用后期扶持、库区基金、产业发展基金等优惠政策，抓好库区产业结构调整。以对口支援与招商引资为平台，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变库区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实现了库区经济快速发展，为移民安稳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